从中国返回的游客经常会说，他们在那里看到了未来。然而，大多数美国人对于这样的“未来”一无所知。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荣誉教授彼得・考伊（PeterCowhey）和哈佛商学院教授梅格·里斯米尔(MegRithmire)8月17日在美媒《外交事务》上发文称：“中企正日益成为诸多行业的全球领跑者。拒绝它们进入美国市场，将损害美国竞争力，阻碍本土工业产能建设，并导致美国企业与消费者与技术发展前沿渐行渐远。”
中国在前沿商用技术领域的进步随处可见：餐厅里制作和送餐的机器人，配送餐食与药品的无人机，以及工厂流水线上部署的工业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如今，即便在中国以外，世界上的大多数消费者也对设计时尚、价格亲民的中国电动汽车不再陌生，从伦敦到圣地亚哥，配备按摩座椅和可更换电池的中国电动车正在赢得大批乘客青睐。
然而，大多数美国人对于这样的“未来”一无所知。
受250%关税及广泛的国家安全限制，中国电动汽车实际上没有进入美国市场。美国两党对华的警惕心态，也令无人机、机器人等诸多中国前沿技术难以进入。除少数消费电子产品外，美国市场基本不了解中国先进制造体系所孕育出的成果。
美国对这种“盲区”有自己的理由。早在奥巴马第二任期（甚至更早），美国政府就开始针对中国企业进行一系列的攻击。自2017年起，中企更成为美方强化安全审查的重点目标。
2026年1月8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人们参观智元展区的机器人。新华社
华盛顿的部分人士认为美国应进一步与中国商业“脱钩”。例如，美国国会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施压美国药企终止在华临床试验，宣称“这些试验助力了中国的军事能力”。
另一些人则提出立法，禁止中国实体拥有美国农田，名义上是为了保护美国粮食供应和关键基础设施。
文章声称，美国政府这些回应是“防御性”的，而且令人感到解气：仿佛只要将这些靠所谓的“不公平”手段壮大的中企拒之门外，美国就能拉平竞争环境，并瞬间催生出有竞争力的本土对手。
但作者也意识到了，这种做法无助于增进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利益。中企已不再只是“高效生产者”或“简单的模仿者”。在知识积累与生产能力上，中企正日益成为诸多行业的全球领跑者。拒绝它们进入美国市场，将损害美国竞争力，阻碍本土工业产能建设，并导致美国企业与消费者与技术发展前沿渐行渐远。
相反，美国人必须正视中国工业与技术进步的规模。美国无需无条件接纳中国进口产品与投资，但必须认识到，美国自身的长期竞争力取决于其企业和消费者是否能够接触到全球最前沿的技术。
文章表示，一种更成熟的“选择性开放”策略是可行的。美国应允许中资在经济效益与技术收益显著的领域进行结构严谨的投资，同时施加严格保障措施以降低安全风险。要构建维持这一选择性开放市场的政治信心，美国需要具备专业、透明且全面的监管体系。采取这种方式后，美国可限制部分进口，但仍允许中国企业通过投资美国生产设施进入美国市场。
文章认为，这种战略并非没有先例。事实上，这正是中国过去数十年对西方企业所采取的做法。
一艘满载集装箱的货轮驶离青岛港前湾港区码头新华社
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便要求全球投资者在符合其国家发展目标的条件下运营。当海外车企或手机制造商希望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中国要求它们使用本地供应链、转让技术、与中企共享管理权、提供员工培训，并落实安全防护，例如数据本地化及接受政府监管。其目标始终是确保外资以培育中国本土生态的方式投资。
现在电动汽车、机器人、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的中企，希望进入庞大的美国消费市场。然而，迄今为止，美国政府一直以安全担忧为由阻止这类投资。各种技术被臆想为现代“特洛伊木马”。例如，电动汽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集传感器、软件、计算机、电池与通信系统于一体的移动网络，能够收集数据、绘制城市和基础设施地图，并与国家电网实现连接。由此还出现了一些相当牵强的想象，例如担心道路上的车辆被远程控制，甚至被武器化。
2024年，时任美国商务部长的雷蒙多在替拜登政府兜售新版“中国威胁论”时，曾宣称“那太可怕了……试想一下，假如美国路上行驶有300万辆中国汽车，而北京可以让它们全部同时熄火。”“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就是装上轮子的iPhone”，“可能每分钟都在收集数百万美国人的数据，将这些数据传回中国”。
对此，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发言人，现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曾就雷蒙多这一言论发文回应：“（中国）汽车就像装上轮子的iPhone？北京可以让在美国道路上行驶的数百万辆中国车辆同时熄火？善意提醒一下雷蒙多部长，iPhone是美国产品，你是在暗示iPhone、特斯拉甚至波音……一直在向美国发送秘密数据，随时可能被华盛顿关停吗？”
文章虽然宣称这些现实确需警惕，但也认为解决方案绝非要求中资“零安全风险”才予准入。这样的做法可能会让美国在经济上日益孤立。若美企无需与全球领跑者竞争，其产品将日益局限于内销。美国将逐渐成为一个由老旧企业和过时做法构成的孤岛，而这种孤立将削弱美国的活力，降低其竞争力，并侵蚀更广泛意义上的经济安全。
文章认为，美国应该效仿中国，为中资设定战略性准入条件。美国可以整合并升级现有的诸多监管工具，为中企构建整体投资框架。美国政府的核心任务是进行更系统的评估与协调。它需要建立一种既更加开放、又能更加有针对性地进行风险缓解和治理的体系。只有通过良好的官僚协调机制，美国政府才能既识别技术带来的风险，也能够利用其带来的好处。
文章拿特斯拉举例称，这家美企在华的成功助推了中国电动车产业崛起，并激励了比亚迪等本土挑战者，推动其聚焦设计与用户体验。如今比亚迪全球电动车销量已超越特斯拉，特斯拉亦正推出价格更低的ModelY以对抗比亚迪、小米等对手。
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登陆阿根廷乘用车市场新华社
对美国而言，这极具讽刺意味：美国与中国竞争所需的投资与制造专长，如今越来越只能从中国获得。
文章回顾称，多年来，分析人士主张联合盟友与第三方国家，在中国境外构建具备共同规则、足以抗衡中国规模效应的规模化市场。这一构想至少已有十年历史，形式几经变迁：从奥巴马时代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到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动员盟友排除中国电信企业，再到拜登时期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与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技术理事会”（TTC）。
三届政府所谓的“努力”要么已经失败，要么收效甚微。要实现这样的目的已经为时过晚：中国技术已经达到某种临界点，在太多国家变得无处不在。通过大规模盟友协调来与中国实现彻底“脱钩”的时机已经过去。特定技术防护或供应链多元化的选择性合作或许仍然可行，但全球多数国家已接受中国经济将保持实质性存在的未来。
文章认为，即便是美国最传统的亲密盟友加拿大与英国，看起来也认清了这一新现实，对华采取务实态度。它们对华保持警惕，但也认为长期相互依存已是现实，尤其在美国自身贸易政策反复无常的情况下。
文章拿欧盟提出的《工业加速器法案》举例，称这将限制外资持股比例，并附加供应链本地化与技术转让要求，并建议美国采取类似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此前回应该法案时称，这对外商投资电池、电动汽车、光伏、关键原材料四大新兴战略行业设置了诸多限制性要求，并在公共采购和公共支持政策中设置了“欧盟原产”的排他性条款，构成了严重的投资壁垒和制度性歧视。如欧方无视中方建议，执意推动其成法，并因此损害中方企业利益，中方将不得不进行反制，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杨帆指出，《工业加速器法案》拟对外国企业在欧投资、参加公共采购设置诸多限制条件。中国工商界对此表示关切，认为相关做法明显超过维护安全的必要限度，与世贸组织基本规则、国际服务贸易承诺及投资保护规则相冲突。
文章表示，美国无需在“天真开放”与“全面排斥”间二选一。特朗普政府至少有一次选择了更明智的路径，就是解禁TikTok。这证明对中资直接投资实施“选择性开放”切实可行。
文章认为美国具备构建实质性防护的制度能力。它可以欢迎那些能够增强美国产业实力的投资，同时实施具有约束力、能够真正执行的保障措施。最佳结果是：在选择性开放的同时，配套可持续的产业政策，并最终与其他大型市场协调，以透明方式管控风险。
实际上，更艰巨的任务是政治层面的：美国必须承认，在多个关键产业中，它已经落后，同时也得承认华盛顿筑起的高墙，其代价已远超其提供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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