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上海书展期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的新书《符水与盘尼西林：战时重庆的医疗秩序与日常生活》大卖。出版社补货多次后依然卖到断货，上市一周就启动加印。这样一本属于“中国城市史研究系列”的医疗史、抗战史严肃论著，为什么这么“火”？
该书作者、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吴晓璐出生于重庆沙坪坝，曾在台湾地区以及澳大利亚、泰国等国家求学与研究。她自称是一个非常看重“流动性”的人。
读者对《符水与盘尼西林》中大半个世纪前西南地区同时存在巫医、中医和西医的氛围很感兴趣。也有读者被书中的女性故事吸引——当时巫医多由女性担当，向巫医寻求治疗、热衷于在巫医集市与巫医聊天的也以女性为主。作为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有现代化、国际化的一面，也有长期推行地方振兴、培育新式文化的努力，但在更大范围的场镇、村寨，人们则在为生计、为安全而奔波。
吴晓璐认为，书中的故事发生在重庆，涉及民间信仰、疾病与生死等普世话题，对于身处不同地域的读者，都可以唤起个人记忆，激发情感共鸣。“作为历史研究者，可能我们首先要放下身段，站在平视的角度跟读者对话，慢慢把故事和感受讲给大家。我对这本书加印是有预期的。”
巫医为何受欢迎
上世纪40年代的重庆可谓光怪陆离。1937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抗战建设及国际交流大大促进了重庆的城市建设。在日寇战机不时袭扰下，重庆市区及周边地区也出现巨大的变化，而一大批来自东部的大学、企业、机构等的迁入，让原本相对封闭的地方一时间接收到了巨量信息。
当时重庆周边农村家庭的生计普遍比较困难，男性被征兵或服工役，女性留守。民间帮会组织袍哥仍在实际管理着基层社会。因此，民间信仰在贫苦的人们心中仍有治愈力，是遇到困难时必须求助的力量。
吴晓璐在台湾地区访学时，对写作《符水与盘尼西林》产生了比较明确的想法。之前，她研究的是重庆的女性史，写过关于女工、助产士等群体的文章。“从台北南下，坐高铁去高雄，我发现走100米就会看到一个小小的宫观，有很多种当地的神明。台中车站旁边的水田里，我还看到一个小小的神龛，意味着农民们日常劳作的时候也会拜神。”
民间信仰与日常生活的深度绑定，吸引了吴晓璐的注意。当时她已经研究过与女性怀孕生产相关的历史变迁，发现重庆本地有种叫“看水碗的”或“观花婆”的职业，由此打开了一个巫医的世界。
“巫觋，觋是男性的巫者，巫是女性。其实主要是女性来做的，在民间信仰里面，女性被认为可能在这方面更为灵验。巫婆们串起了一个女性的世界，她们也会有男性的助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三四十年代，有一批在川南、川西做的民族调查报告，记载了当地有巫医，是女的，会带一两个‘马脚’，就是助手。马脚是男的。”吴晓璐说。
书中以抗战期间重庆郊区场镇兴隆场的定期集市举例，这样的集市上每次都有巫婆摆摊，很多贫苦老百姓都去那些固定摊位看病。很多时候，女人们也将其视为信息交流的场合，南来北往的消息、家长里短的事情，就这样相互交换。
巫医看病，实际上是用谈话的方式，给问诊者提供一种道德、社会关系层面的解释。
兴隆场第8保居民邹志宣的妻子32岁，发疯12年。以当时的医疗条件，治疗精神病是非常困难的。当地名声响亮的巫医“苏大圣”被请来给邹妻看病。苏大圣是一个老妇，很有权威，要求别人必须称呼她为“苏大圣”。她说邹妻发疯的原因，是邹志宣前世有债未还，今生还债为报。前世的邹志宣是个诡计多端的佃农，一直狡猾赖账，邹妻则是个没有心眼的地主，到死都没收回这笔钱，所以转为今生的疯妻，目的是给丈夫“增加负担”。这种解释邹志宣完全接受，因为他看到妻子虽然疯了，却知道吃家里最好的食物。此外，他们一共生育了10个孩子，却只有1个女孩活下来。邹志宣就想，这是前世欠妻子的债太多，因此一直还不清。
吴晓璐根据史料总结，巫医释病的方式，一是诉诸前世注定，称家庭成员之间有孽缘纠缠；二是称冒犯了陌生鬼怪，遭遇恶果；三是因某些道德缺陷，陷入了因果报应。
巫医的这种诊疗行为，通过社会化的解释，让人们接受现实，求得心安。由于当时现代医疗技术的水平和普及率还比较有限，西医的服务范围和能力不足，医疗资源整体上的严重缺失。对老百姓来说，普遍存在巫医、中医、西医都可以试一试的心态，能把病看好的就算灵。巫医相对好找，费用也低得多，但很多关键的治疗，特别是急救，还是主要由西医来完成。
战争改变了什么
1940年9月13日，璧山县城上空发生空战。为拦截前来轰炸的敌机，中国空军战机起飞应敌，多架中国战机在战斗中坠落在山区，探查、营救受伤飞行员，妥善处理阵亡飞行员遗体刻不容缓。但当时的地方民众对现代化空战闻所未闻，不知如何是好，听闻炸响首先想的是要躲藏保命。特别是1939年1月7日璧山经历过一次日机轰炸，让当地人大为恐惧。
这时，袍哥大爷“蔡旅长”蔡云清站了出来，指挥大家展开救援。他甚至自掏腰包解决了运输费用，将受伤的飞行员尽快送到市区的医院，并妥善安置了遇难者遗体。作为兴隆场的实权人物，“蔡旅长”曾在二十九军当过旅长，1935年，部队被军阀刘湘击溃，他卸甲归田，成为“归乡军人”。
“蔡旅长”与军阀和乡里都保持着密切关系，自己的家族也是当地五大家族之一。回乡后，他坐上了当地哥老会辈分最高的堂口——城南乡仁龙社龙头大爷的位置。他为安排营救飞行员事项，向当地人索要滑竿、征用民宅，人们都很给面子。
“璧山空战之后，袍哥领袖对伤员的处理，肯定给当地带来了一个刷新思维的重大机会。”吴晓璐说，“蔡旅长”受过新式教育，因打仗见过世面，又在当地拥有权威，他出面指挥应急，实际上为当地树立了一种新的概念。“袍哥组织的有效活动，也可以从侧面看出，当时国民党对乡村基层治理进行的改造尝试可能是不成功的。明明有联保组，但是乡长躲起来了，估计他也不知该怎么处理。当传统的生活被打断，遭遇强力介入的时候，正好是一个最佳的契机，展示一下新式的处理方式怎么解决问题。”
书中最后一章，写的是从文化、地方权力的角度，各方联手对巫医进行了围剿，试图取缔封建迷信活动，严查香烛小贩等巫医经济形态，从而树立新的、科学的生活方式。“当时更多靠行政权力主导去围剿，这是不会那么顺利的。更多要靠人们自己去接受新生活，改变想法。真正的改变是在日常生活里面。”
在民间信仰长期主导地方社会的时代，人们迷信的思维方式和相对封闭的信息结构，使他们相信并不得不依赖巫医的诊疗活动。战争时期的突发状况，给这种稳态带来了冲击，使日常生活的重大变化成为可能。
《符水与盘尼西林：战时重庆的医疗秩序与日常生活》
吴晓璐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2026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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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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